原标题：【国关青年说】蔚吉睿：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从物理学的原理来理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百年大变局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中，与逆全球化阻力碰撞、交融、聚合、裂变，产生的量变到质变的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同时，笔者认为不能人为割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正如同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我们不能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一体化，或者单一的一体化，而应该是多样的一体化。

　　自2017年12月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中国领导人概况国际形势的一种新提法。支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1]

　　百年大变局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中，与逆全球化阻力碰撞、交融、聚合、裂变，产生的量变到质变的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个阵营的辩论愈发激烈。卫斯里安大学教授J.唐纳德·穆恩（J. Donald Moon）谈到，不久之前，捍卫经济全球化的人仍占据公共话语的主流，因为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际贸易、投资或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流动。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国家民众带来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加剧、欧洲民粹主义崛起[2]。

　　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涉及到方方方面面，人类社会最宽广领域的全球化。地理、气候方面的全球化，仅仅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物质架构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交通、信息、人员、文化、商业、体育、艺术、学术、政治等等，最大而无边界的全球化。而如果我们学者对全球化要是有所研究的话，也仅仅是其中的某个领域，甚而也仅仅是学术的全球化而言。

　　早在全球化成为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流行语之前，社会学制度主义就认为，现代性不仅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也带来了文化标准和集体协议、身份在全球的扩散[3]。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增强，特别是2016年以来，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一系列曲折[4]。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同时，笔者认为不能人为割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正如同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周易》讲阴阳，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恰似这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必然要面对和正视的问题。“逆全球化”实质上是指人类社会在应对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一些地区经济政治结构的薄弱环节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对全球化浪潮的本能和应对。在人类气候全球化之前，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则显得想回滞后一些。然而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则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加深的历史性过程。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5]。“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说的是阴阳的对立斗争、阴阳的依存互根、阴阳的消长转化。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应该把它看作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是互相依存而不是对立的。一个事物包含阴阳两个方面，阴在阳之内中的“阴”是指这一事物，而不单单指阴阳两方面中阴的一面。

　　当形而下的物质性和形而上的理念性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理论。理论建构不可能单纯是物质性的，也不可能单纯是理念性的。它是物质性和理念性的结合互动，是一个物质和理念不断契合的过程。

　　中国崇尚集体主义，美国崇尚个人主义，但二者并不矛盾，个人与集体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未来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体育竞技比赛，决出一二名为其终极目标。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是面对一系列人类共同问题和挑战的命运合作者，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更像中国的八卦图。中美合作应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强音，而且应该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有力抓手。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国际发展委员会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负责人，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6]

　　中国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我们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7]

　　全球化是一个聚合过程，即人类社会越来越凝聚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体现为一种向心力；而逆全球化，则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相对离散过程，体现为一种离心力。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变，只是笔者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核心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发展。这样，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母题。

　　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百年之大变局，就在于量变积累基础之上的质变，变的加速、全面与质变。

　　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是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多边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在成员国紧急救援、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及欧洲稳定机制等救援机制中频繁出资，成为救援机制中最大的出资国，并与法国一道促成了财政契约的达成。是否应该对欧债国家进行救援这一问题引起了德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分歧，大量德国民众表示拒绝为其他国家的错误买单，并对默克尔政府的援助政策提出抗议[8]。

　　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受益者，德国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工人积极鼓励默克尔政府对债务国进行援助，维持欧元区完整和欧元汇率稳定。一旦欧元区崩溃，欧元区其他国家恢复各自的主权货币后，为了缓和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必然会竞相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这对于德国出口制造业不啻重击，因此德国的出口制造业有强烈的意愿维持欧元区的统一和完整[9]。

　　大政治视野下的政治观：政治如果要谋利，一定是长远之利、根本之利、大局之利。普通民众一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更深刻感知的是眼下的得失。这样，就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者的蛊惑。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就在于如何平衡长远之利、根本之利、大局之利和眼下之利的关系，以及分别代表这两个利益的群体之间协调。

　　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是逆全球化的动力来源之一，因为一些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后果，如上文也已经开始显现。在亚洲，经济上的典型表现就是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危机背后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急速成长起来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潜藏着的某种脆弱性。在政治上，还表现为世界对美国霸权和发展模式的疑虑，最后演变成一些极端分子发动的“9·11”恐怖事件。

　　在欧洲，作为二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兴起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德国选择党的兴起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德国选择党大获成功正是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危机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10]。

　　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近代资产阶级开辟的历史趋势。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时结果。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整体，历史愈来愈成为世界历史，全球化就是在这种历史状态下开启的，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11]

　　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是1500年以来以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全球化[12]。如果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时期；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大国严重削弱、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时期[13]。

　　由此可见，全球化仍然是人类社会历史性发展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也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作用日益明显和剧烈，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度有机体阶段。

　　全球化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所有人类和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整体性社会变革运动，而不是部分人或部分国家参与的活动。但现实的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得还很不充分[14]。这种不充分一方面体现为，全球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另一方面即体现为全球化面临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挑战。全球治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性问题的创新性应对。

　　因抗议马克龙政府提高燃油税，自2018年11月中旬开始的“黄背心”持续发酵，演化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抗议。“黄背心”折射出当前法国面临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困境。从长远看，如果法国主流政党及政治精英迟迟不能解决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回应性危机，不能在推进全球化和满足劳工利益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能对那些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稀缺要素所有者做出适当补偿，国民阵线以及其他民粹主义势力不断壮大的势头就难以遏制。[15]

　　在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我们积极倡导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经济、政治上、文化上方方面面，做好应对的准备。但同时，如何应对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中拆迁遇到的问题，基层政权中的信访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不是单靠外部的“一带一路”所能解决的，“一带一路”能够走得更远，根还在国内。

　　地理大发现基础上的交通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初源起。信息科学技术的全球化，不仅在指数级地传播信息；也在塑造大众意见和舆论导向方面，创造自身所特有的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全球化，正在日益冲击全球分化的政治版图。我们在教科书上学习秦帝国的统一；或者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由分裂向统一的转化，必然地会提到经济的统一和一体化，使得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一种迫切和可能。至于未来世界政治是否会由全球化走向一体化，那或许是一个未来学要解决的问题；但至少在当下，我们不能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一体化，或者单一的一体化，而应该是多样的一体化。

　　全球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但全球化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不会取消多样性[16]。多元论的普遍主义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试图寻找并建立共识。而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常常基于上层力量，试图运用一个标准并将其强加于他者之上[17]。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全球化指明未来方向：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各个国家通过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把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给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赢得更多的机会，切实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改变一些国家的富裕以另一些国家的贫穷为条件的历史，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增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18]。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德国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德国不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将推动欧洲联合、参与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视为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重获欧洲国家信任、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途径[19]。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发达国家内部数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取向[20]。

　　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纠缠于一时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盲目地“向左转、向右转”[21]。

　　向世界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是建构未来多元、共赢、包容全球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路径。早在2014年3月，中国领导人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就提出过“中国方案”。在演讲中，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愿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22]

　　2015年11月30日，中国领导人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为达成巴黎协议提出中国方案，为推动谈判进程凝聚各方共识。2018年11月7日，在浙江乌镇开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发表主旨演讲，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中国方案”。

　　针对亚洲“竞争性多边主义”与整合难题，中国要和其他行为体一起推进亚洲多边机制的整合，保持亚洲多边机制的整体性，通过“亚洲方式”推进地区多边机制的“亚洲化”。[23]

　　还应学习德国在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德国仍然是当今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柱国家，也已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替代的主导性力量，不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为全球治理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而且将成为世界发展的“希望之锚”[24]。

　　新兴崛起大国需要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可行性说服日益政治化的全球听众[25]。为此，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能够有效化解一些阻力。对沟通实践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学者们已经开始将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的沟通行为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中。他们关注辩论和陈述理由，将其作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互动模式，这就让行为体可以挑战任何因果或规范陈述的内在合理性，寻求对形势理解的沟通共识与指导它们行为的原则和规范的正当理由，而非单纯在战略研判的基础上行事。辩论的理性在于，讨论的参与者能够被更有力的论据说服，在此背景下，权力关系和社会等级都会黯然失色。辩论及协商行为和战略互动一样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但这个目标并不是要达到个人的固定偏好，而是要寻求有理有据的共识。行为体的兴趣、偏好和对形势的判断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到话语挑战的影响。在辩论理性主导的地方，行为体并不以最大化或满足它们的给定利益和偏好为目标，而是挑战和证明其中内在的合理性，并且在更佳的论据面前，准备改变它们的世界观甚或利益[26]。

　　[1]钟飞腾：《百年大变局与中国主场外交》，载《人民论坛》2019（06）中，第30—31页。

　　[2]王悠然：《第四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在美召开——探寻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方案》，2019年4月26日，

　　[3][德国]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第29页。

　　[4]吴志成 王亚琪：《德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59页。

　　[5]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8]田野 刘小雨：《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9]田野 刘小雨：《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10]田野 刘小雨：《全球化、要素分化与回应性危机——德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11]张丽：《全球化阶段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第270页。

　　[12]邹诗鹏：《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期，第24页。

　　[13]滕文生（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为何说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和发展大体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看专家解读》

　　[14] 吴怀友：初级阶段 :当代全球化所处的历史阶段.长白学刊，2006（6），第17页。

　　[15]田野、张倩雨：《全球化、区域分化与民粹主义——选举地理视角下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125页。

　　[16] 张丽：《全球化阶段论》，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第272页。

　　[17]（加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1页。

　　[18]李文：新型全球化有这三个趋势，2018年6月28日发布，访问日期：2019年9月18日。

　　[19]吴志成王亚琪：《德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42页。

　　[20]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6页。

　　[21]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21页。

　　[23]祁怀高：《新中国70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6期，第64页。

　　[24]吴志成 王亚琪：《德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59页。

　　[25] [德国]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第37页。

　　[26] [德国]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第32页。

　　[1]李开盛.中国周边外交：70年来的演变及其逻辑[J].国际关系研究，2019（4）

　　[2]吴怀友.初级阶段 :当代全球化所处的历史阶段[J].长白学刊，2006（6）

　　[3]祁怀高：新中国70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特点与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6）